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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的博客

“西南王”刘文辉之次孙刘世定作品

 
 
 

日志

 
 
关于我

作者刘世定:刘文辉之次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论著有《趋同行为与人口规模》(与胡冀燕合作)、《乡镇企业的历史发展与运行机制》、《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问题》、《乡镇组织结构调查》、《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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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油和糌粑  

2009-08-24 14:02: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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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时常有客人来。其中印象至深的是来自藏区、身穿藏袍的一行人。他们来访的时间大约是1956年。


        他们来时,我正在院子里玩。他们的装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祖父把他们迎进楼后,我也跑了进去。


        他们和祖父进了客厅,客厅的门关着。我虽然好奇,但也不敢擅自进去,我早被告知,大人有事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去“扰”的。四川话中,把捣乱叫“sao”,念第三声,和“扫把”的“扫”是一个音。这个“sao”字究竟怎么写,我拿不准,姑且写作“扰”字。不过“扰”字其实又另有念法。我还早被告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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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祖父在西康检阅部队。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猪了。


        还有在遵从风俗下强吃的时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来到一处毡房。主人热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头献给客人。按带领者介绍的当地习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龄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龄由小到大从羊头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爱吃也有不爱吃的,但在那种情境下是不容选择的,都依俗而行。这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时候吃酥油糌粑的经历,心态遂变得相当从容。


        上述顺便记起的几次强吃,并非是祖父所说的那种潜在饥饿威胁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会文化约束使然。

        其实我想,祖父之乐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对那种食品有亲和感,很可能也有个人生活经历使偏好发生改变的因素,而在个人生活经历改变偏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后来从阅读文献资料中知道,他从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经营二十多年。由于西康有很大一块地区是藏区,同时和西藏比邻,因此在此期间,和藏民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


        祖父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曾讲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沟通放到首位:


        “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


        祖父的这套方略,和他对西康历史的研究有关。他一个戎军之人,怎么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据他陈述,这种兴趣起自1928年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


        “回忆本军接防时,仅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由这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脑海中随时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名震一时的赵季和的赫赫经边之功,会一败至此呢?然则,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吗?假定不足恃,试问又有什么妥善的办法呢?我的这个疑难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竟引起我从历史上去研究整个经边政策的兴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乱的历史教训是祖父特别予以重视的。光绪三十年,英军攻入拉萨以后,清朝政府决心积极经营西康,以抵御英国势力的渗透。当时任命了赵尔丰(即赵季和)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是祖父在经略西康时对其下属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认为“赵氏富有胆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济”,内因外因配合,行改土归流之法,经营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内,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模。”赵尔丰调任川督以后,傅华封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续办改土归流,西康全局大定。”然而当四川革命发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时,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因赵氏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乘机起事,赵、傅两氏艰难缔造的事业,因此受到莫大打击”。


        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阂”、“沟通情感”,是接受了赵尔丰“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


        作为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虽属不易,却也自然。在阅读反映祖父当初想法的文献时,使我更觉有意思的是他对族群间文化精神差异的重视。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间之差异甚大”,特别是康区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点,而这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从“建设新西康”的角度看,其某些方面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如过求更张,则易滋反感”。此时他又提到赵尔丰:“赵尔丰之失败,多由于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赵季和之经边政策的缺点,偏重武力,操之过急,是其一;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把问题从武力运用过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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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祖母与儿女们在康定。右一位父亲、右三位祖父、右四位祖母。


        基于对西康特有文化的认识,祖父在西康建设中的教育方针上,抱持着审慎的态度。19357月他领衔发表的“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所言反映出他的这种态度:


        “在新陈递嬗之交,对于教育方针,慎择得宜,固不难发扬优美文化,以增进康民福利,不得其宜,固有者破坏无余,新兴者难乎为继,推其所至,诚恐利未见而害先滋”,“当本康民信仰,尊崇佛教,为精神教育,以作康民指导人生行为之原动力,而以职业教育补其生产能力之不逮,用树新省特殊文化之初基。


        祖父注意到,西康特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喇嘛身上和寺庙机构中,因此,他对喇嘛和寺庙的功能给予高度关注。对于喇嘛和寺庙在当地的作用祖父曾总结有以下八点:


        “一、喇嘛即为人民师表。查西康人民自识字起以至立身处世营生一切学业,皆受教于喇嘛,喇嘛以外,无他师表。


        “二、喇嘛即为人事顾问。康民无论公私事业,有疑难不决者,类皆求喇嘛指示。喇嘛亦多具智慧,往往代为区处,恰得其宜。


        “三、寺庙即为文化机关。西康所有文献及一切古物古迹,类皆属诸寺庙保存,其现行之文化,是为五明文化。……


        “四、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西康寺庙财产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积成后,由寺内随时贷与附近人民,故寺庙对于地方经济具有吐纳调剂作用。


        “五、寺庙即为仲裁处所。西康各寺,对于附近人民争执事项,常居调解地位,人民亦乐听受,往往重大纠纷,得所信喇嘛片言而解。


        “六、寺庙即为人口调节机关。康民因生活艰困,兼富出世思想,民家多子女者,例送出家,留一二人主持家务。遇有死亡,则又将所送为僧之子,召其归俗,娶妻生子如故,以保持人口平衡。


        “七、寺庙即为恳亲会所。西康每一寺庙所在,即为其附近人民优秀分子之集团所在。出家之后,平时既仍与家庭不断往来,保持亲谊,岁时伏腊复有种种娱乐之集会以敦一地感情。


        “八、寺庙即为保卫机关。凡水旱、疾疫、风雹等灾,人民例请喇嘛解救,而寺内多数具有相当武装,以备当地人民御侮之用。如遇发生毁教事变,喇嘛亦不惜舍戒,荷枪作卫教之奋斗。


        由于有对西康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因此,祖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和藏族人士特别是高僧大德多有交往,并采取了一系列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措施。如,召开僧侣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侣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通过西藏的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西藏三大寺供养,派人到拉萨学佛。他个人也时穿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父亲记得,小时候,祖父还带他去给喇嘛叩过头;上个世纪40年代巴旺堪布还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父亲讲过,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说祖父手中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这也可见他进入当地社会之深。我想,吃酥油糌粑的爱好――如果说他确实有那个爱好的话,应该是那时养成的。


        事实上,祖父在思考以“威服政策”经边的局限性时,在1930年代的若干年中,和康藏方面是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其中重要的事件是“大白事件”、“诺那之变”、“再复失地”、“甘孜事件”。下面简述之。


        所谓“大白”是指甘孜县的大金寺、白利村两地。19305月,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冲突,祖父所部(以下简称川康军)前往调处。调处中与大金寺方武装相持于白利,并于830日发生战事。战事发生后,达赖向中央政府发电要求制止川康军前进,中央于是令川康军停攻,静候中央派遣专员处理。193129日,趁川康军弛懈,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发起猛攻。川康军后撤,藏军占领甘孜、瞻化及理化县的穹坝、霞坝两区。6月,中央特派员到达康定,向中央政府力主藏方撤兵回原防地后再调解大白事件。而藏方则电中央政府强调“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拒绝撤兵。“9.18”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电告特派员“国难方殷,对藏亟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特派员遂与藏方订下祖父视为“屈辱的停战条件”。祖父得到通知后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后电告特派员设法延缓签字。1932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员返南京,责成祖父负责处理,祖父“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遂调兵遣将,收复甘孜、瞻化,而藏军则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议和。依当时情势,他认为是“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着“与藏亲善之意,遂允和议。”他回顾道:“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当时如不决心用兵,或用兵而不胜利,或胜利而不迅速,”则西康“从此多难矣!”


        “诺那之变”中的主角诺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蒋介石到成都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8月,诺那到康定后,借组织抵御红军事务大力鼓动康人治康。10月进驻道孚后,发动事变,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各县县长多被杀。因为打着中央支持的旗号,所以一时没有遇到抵抗。当事变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驻军发觉其行动异常,电询总指挥部得令后,出击诺那武装,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再复失地”事发生于1936年。据祖父所述,起因于进“剿”红军的“青海军进驻邓、德、白、石四县,因军纪不良,颇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联合藏军于9月东渡金沙江袭击青海军。青海军队败退回青海后,四县为藏军占领。祖父在致电藏方责其违法渡江,电请中央政府要藏军撤退的同时,派兵施以武力压迫。藏军见势撤退,四县被收复。此后,“金沙江以东十九县,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祖父认为,“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甘孜事件”发生在1939年。事件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考其史实,只叙祖父当时的态度。他得到的情报是,在甘孜发动变乱的班禅行辕有卫队三连为骨干,持有比较犀利的武器,并“诱胁乱民”两千左右。他认为此事与诺那之变同出一辙:都是借中央名义,都是鼓动康人治康。他的态度是,“一面以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面认为削平此变乱确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点:其一,建省以来“比较从前一年一年地有进步,有实惠与民,一般民众对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头人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 ,不为煽惑;其三,有适当的处理办法。他的办法是三个:(1)向民众宣示,以正视听;(2)调兵胁制,不使蔓延;(3)运用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协助。军队进入甘孜后,事件很快平息。从“事变”发生到军队进入甘孜,为时不到两月。


        以上几个事件,都借助了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些事件的解决中,祖父并没有简单得出经边只有威服的结论,而是进一步看到威服的局限,并从事件的解决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习俗的作用。他说:


        经过几次事变使我对‘蛮夷之人,畏威不怀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历代相传的旧观念,发生动摇了。而我经边的新理想,也可以说得到初步试验的成功。


        他认为:


        “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


       从祖父对其经边思想形成过程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自己在经边实践中的探索,同时也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启发。他谈到:


        “我还记得有个事实的刺激,启发了我的思想。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


        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我后来找来阿沛·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中共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



缙云山 - 刘世定-寻常往事 - 《寻常往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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