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的博客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对周恩来总理的敬重日益加深。这不仅是因为周总理在困难的环境下对祖父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关照，而且更因为在政局危艰中，周总理所起到的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总理看作是当时维系国家稳定、关乎国家发展前景之关键。

1972年，有一次祖父开会回来，向祖母、父亲和我说起开会的情况。他说，在电梯上碰到周总理，向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总理听后，哈哈一笑，没有说什么。

郭子仪是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的重臣，他平息叛乱、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文武之道抵御外敌，功彪史册。祖父借郭子仪这一段历史，既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政局的态度。

回想起来，197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国家大事来说，这是重要事件接踵发生的一年。这些重要事件，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山区乡间的插队知青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

1971年新年过后不久，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一场被称为“批陈整风”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路上升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这场运动，意味着陈伯达的倒台。依据不久后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中的说法，以及在知青中的种种传闻，陈伯达之所以倒台，是因为在1970年８月至９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鼓吹“天才论”，受到

从1968年开始，北京的中学生开始由政府号召并分批安排“上山下乡”。我1964年9月上中学，属于1967届初中毕业生，也即后来所谓“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我所在的北京四中的这一届学生，大部分被安排前往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山阴县当时在行政上属于雁北地区（现在归朔州市管辖），地区首府是大同。所谓雁北，是指雁门关外的一片地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故事中，杨家将与辽国征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沙滩”，使人想起杨家将护驾的故事。在山阴县南边越过一道山脉便到了雁门关内的代县，有一个叫鹿蹄界的村子，是杨家将的老家。在山阴县境内，有一些村子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马营庄、射垛……

学校开动员会的时候，请了从雁北来的人，他们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红卫兵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据哥哥回忆，当时，祖父临时接到了到天安门参加活动的电话，但是对于参加何种内容的活动，并不知晓。找司机，司机不在，哥哥问祖父，是否找国管局另要车？经受抄家的祖父身体不好，回答说：“晓得啥子会，算了吧。”就没有出席。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被抄家后的祖父已经在301医院实施保护性住院，通知寄到家里，一时联系不上，祖父也没有参加。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在医院的祖父身体已经康复，出席了这次活动。以后毛主席的历次接见活动，祖父照例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都参加了。

祖父在参加完9月15日的天安门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在北京的中学和大专院校中迅速发展。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提出严厉指责，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在此期间，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潮，相伴随的则是对与“旧”相关家庭的抄家活动，打人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党派人物的家也开始被抄。

大约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